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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？”

    先生也许是老师，也许是丈夫，也许是尊称。这个词放在这里很是蹩脚，兴许因为当时那个年轻人不会措辞，叫出来很是受宠若惊。我一辈子很少被叫先生，因为我一生没有妻子，没有真正的学生，不受人敬重。只有我们初识的时候，他频繁的叫我的姓氏加上先生，尤其是我指出这个词别扭之后。

    跟他这样的人对话总是让我心里的波动很大，总有一种头脑里是清楚的，话马上要出来了，嘴唇颤抖着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
    我说我不清楚。

    对于这样的改编，大约只是为了座儿观戏的舒适，尽量符合人的常识。我不写戏本子，无法揣摩。

    他大约也是这么告诉我的。

    对于剧目，我有时确实不满意。删改又遭骂名，后来便挑着戏目来演，JiNg雕我认为有价值的戏码。

    那个年代是冲撞的，所有东西都撞在一起，新派洋派的，传统中式的，帝制复辟，资本主义，地下党派，头破血流地争抢位置，画界分化。文化就是那样撞出来的，不管是中国还是海外。

    京戏是个不新的东西，昌盛在徽班进京，如今看戏的皇帝已经没了，人们需要立刻排斥刚刚送走的东西，不然无法迎接新的，于是也有学者或教授要迁怒于梨园。

    我不敢和他交流太多，被学者痛批这样的事对于我来说太平常了。

    于是我便走了。往后几天他刻意请我去喝茶或同我胡说，谈天谈地，有很多天只要闲下来，一直在他身边。

    那时候便全然不是下九流的梨园人和少爷应该的相处了，连他的那群混子都抛开了，也仍未与我断开联系。他放假必然到北平来，一年两次，随他自己